重金屬污染企業正在由南向北遷徙
深圳表面處理網:7月7日,在“河南新鄉重金屬污染治理研討會”上,新鄉大塊鎮小塊村的一位張姓村民不停地向記者訴說著重金屬污染給他們帶來的“災難”。
小塊村的遭遇并非中國重金屬污染的個案。從全國的角度來看,一場由南至北的重金屬遷徙正在中國大地悄然上演。
雖然重金屬污染相關防治政策的頻頻出臺,給公眾帶來了改良環境的美好期許,然而碧波下涌動的“暗流”卻讓重金屬污染治理的警鐘長鳴不止。
被重金屬污染的村莊
“這污水澆出來的小麥你們自己敢吃嗎?”
“不吃,都賣給你們了……”
今年3月26日,這則“幽默”的新聞報道,讓人們記住了河南新鄉大塊鎮小塊村。
如今,幾個月過去,當污水的記憶逐漸從人們的腦海中褪去時,村中潛伏的更大生存隱患——重金屬污染,卻在慢慢浮出水面。
國內環保組織“自然大學”的實地調查結果顯示,小塊村的重金屬污染主要來源于鉻渣堆、電鍍廠污水、工業廢渣、化工廠污水、廢棄干電池以及其他小型工廠的污染。
“現在有幾百噸的廢舊電池就在村里的河水中,有的甚至被直接扔到了村外。”張姓村民介紹說,之前倒閉的黃河化工廠給村里留下了幾百噸的鉻渣。2011年,國家進行了集中處理,將六價鉻(黃色)處理成三價鉻(綠色),并進行了掩埋和覆蓋。但奇怪的是,處理過的鉻渣是黃色的,且掩埋的位置處于村民水源地上游一公里左右。
他還告訴記者,“十五六年前,村中要是有誰得癌癥,是大過天的事。現在,大家都不會感到很驚訝了。得肺癌的人很多,村中的癌癥患者正在趨于年輕化”。
然而,對于村中很多上了年紀的人來說,環保的概念還很陌生。他們所能感受到的,只有真切的痛苦。
由南向北的遷徙
改革開放初期,出于對經濟發展速度的追逐,廣東、浙江等沿海區域出現了大批的民間作坊和小型工廠,并由此成為重金屬污染的重災區。
“當時,全世界70%的電子垃圾在那里拆卸,然后賣掉,余下的電子原件又往往被處置不當。這也導致廣東、浙江兩省一些兒童的血鉛含量較高。”沈陽化工大學退休教授李慶祿告訴記者。
不過,國家政策的跟進,讓諸多違規企業不敢在南方長期扎寨。1996年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強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明令取締關停了15種破壞資源、污染環境、產品質量低劣、技術裝備落后、不符合安全生產條件的重度污染小企業。
面對強勢來襲的重拳,許多南方的重金屬企業并未坐以待斃,紛紛開始了各自的“北伐”之旅。河南、河北、東北三省、甘肅、內蒙古、新疆等地,成為新一輪的受難者。
新疆烏蘇市農技站專家馬勤告訴記者,近年來,很多河南的企業出現在了新疆地區。“新疆和內蒙古都有個比較嚴重的思想誤區,叫做‘無工不富’。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泥沙俱下,許多重金屬污染企業也就乘虛而入。”
“目前,內蒙古境內煤化工產業盛行。盡管它們均通過了環評,但仍然存在一些違規操作的現象。”李慶祿還指出,由于交通便利、生產成本相對較低等因素,很多重金屬污染企業都集中于某些大中城市的城鄉結合部等“三不管”地區。
治理污染須拓寬眼界
多年來,對于重金屬污染,人們似乎已經習慣從技術的角度進行處理,而忽略了采用多元化方式解決的可能。
“我們應學會用經濟的方法去解決問題。”環保人士胡德強認為,可以通過推動環境立法,讓那些存在污染可能的企業強制參加投保,把保險作為治理污染的方法之一。當污染發生時,污染企業必須提供治理措施,或者讓環境恢復到某種可以治理的狀況,否則不予賠償,這樣就會對企業形成一種有效的制約。
“科學松鼠會”成員田不野則表示,重金屬污染治理并不是不可觸碰的頑疾,只要情況不是十分嚴重,都可以改變。比如,可以種上一些能適應重金屬的植物,將其變成生態觀光區。
“沈陽地區已將眾多污染企業集中于一處,將污水、廢棄物和有害氣體進行統一規劃處理。然后,將原污染地區重新利用起來,建成經濟技術開發區,避免資源浪費。”李慶祿向記者介紹了沈陽的成功經驗。
“歸根結底,重金屬污染的治理是個社會問題,考驗的是當代人的政治智慧和眼光。”李慶祿進一步指出,“不要忘了我們為什么而發展、為什么而建設。一旦本末倒置,那么我們的子孫后代必將為這些錯誤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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